目的探讨情绪弹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边缘人格水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于2013年9—11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地区三所中学以班级为单位抽取中学生683例。在删除人格诊断问卷诈病数据以及信息不完整样本后,确定本研究的样本量为509例。采用人格诊断问卷中边缘性人格障碍(BPD)分量表测量青少年的边缘人格水平;采用青少年情绪弹性问卷测量青少年的情绪弹性;采用自编人口学调查表测量青少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父母受教育水平作为青少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衡量指标,将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者归为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组(n=294),将受教育水平在大专以下者归为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组(n=215)。结果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组青少年边缘人格水平低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组,积极情绪得分及情绪弹性总分高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情绪恢复得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边缘人格水平呈负相关(rs=-0.10,P<0.05),而与情绪弹性总分呈正相关(rs=0.11,P<0.05)。情绪弹性总分与青少年边缘人格水平呈负相关(rs=-0.47,P<0.01)。青少年情绪弹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边缘人格水平的关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9.7%。结论情绪弹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边缘人格水平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RW2015-6);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JYC033);

青少年; 社会阶级; 边缘性人格障碍; 情绪;

B848

中国全科医学

Chinese General Practice

2016年28期

ISSN:1007-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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